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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贵重物品如同粪土般轻易卖出,廉价货物却能卖到如珠玉般的高价,财富的流转应如水一般畅通无阻。”
这句关于低买高卖的古训,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,早已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,成为经商做买卖时不可或缺的智慧法则。
1980年3月,为了刺激经济发展,国家逐步放宽了对黄金的管理,导致黄金价格持续走高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许多家庭珍藏的黄金纷纷被拿到银行兑换。
一天,沈阳的一位中年妇女走进中国银行沈阳分行营业厅,准备兑换家中的黄金。然而,她刚刚从包裹中拿出那批金块,就立刻吸引了银行工作人员的注意。
只见她带来的黄金足有三斤重,而且表面留有人工切割的痕迹,这种异常情况立刻引起了银行经理的怀疑,他当场报了警。
展开剩余91%为了查明这笔黄金的来历,警方迅速搜查了这名妇女的住所,一桩悬而未决的巨额黄金失窃案,就这样在19年后重新浮出水面……
事情的起因还要追溯到19年前,沈阳六一五厂内发生的一件轰动事件。
1961年3月20日,星期一清晨,金银产品包装组组长郭家惠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工厂。此时,工人们正陆续上班,一切表面看似平静无事。
然而,郭家惠刚进办公室,还未坐定,年轻工人高兴贵慌张地跑来报告:“组长,不好了!100号产品不见了!”
“什么!”郭家惠听闻,顿时吓得瘫坐在地,脸色惊恐异常。
在高兴贵的搀扶下,他踉跄站起,急匆匆走向仓库。推开库房的门,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头一紧——存放100号产品的木箱被撬开,仓库的木板墙上也被撬出了一个洞。
郭家惠愣住了,脑海一片空白,显然被眼前的事态震惊到了极点。那神秘的“100号产品”到底是什么呢?
那时正值中苏关系紧张,苏联催促我国偿还外债;同时,国内遭遇三年自然灾害,粮食短缺异常严重。政府急需大量黄金白银以偿还外债并采购粮食。
全国各地紧急筹集的贵重金属,被送往六一五厂等待加工,因为黄金和白银是国际通用的硬通货。
这笔黄金白银极为重要,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此事。为确保安全,加工后的黄金被统一编号为“100号产品”,白银则称为“200号产品”。具体内容仅厂内少数核心人员知晓。
此次黄金共计800两,存放在用铁丝缠绕、并铅封的木箱内,极为严密。没有钥匙,光是打开木箱都需要花费不少时间。
经过周末的休整,郭家惠的心情一落千丈。他清楚这事隐瞒不住,但若上报,尽管非他本意,也难逃管理失职的责罚,甚至可能被撤职。
在纠结和责任感的驱使下,他最终选择拨打了报警电话。
这笔全国紧急筹集的黄金使得厂内人人自危,担心未来会发生什么。
警方接报后,迅速将案情上报至上级,不久传到了周总理那里。周总理闻讯大怒,严令全力缉拿盗贼,务必追回黄金。
沈阳六一五厂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焦点。警方和专家组成的调查组当天便赶到现场,厂内气氛凝重,郭家惠更是忧心忡忡。
公安封锁了厂内所有出口,严禁人员进出,所有工人接受隔离审查,专家仔细勘察每个角落,厂内多年工人也未曾见过如此严密的调查。
专家确认,仅木箱内的800两黄金失踪,白银等物品未受影响,盗贼显然针对黄金下手,且极可能是厂内熟人。
可惜厂里无监控,调查只能从细节着手。
专家在仓库板墙发现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小洞,洞口有明显破损,仅一人出入的痕迹,然而地上却留有三种不同脚印,令专家疑惑。
除了这一线索,调查进展缓慢,只能对工人逐一讯问。
第一个被审问的是郭家惠,作为包装组长,他直接接触黄金,成为头号嫌疑人。
“你最后一次见黄金是什么时候?”审讯人员严肃发问。
“3月18日下午五点,周六,距下班还有一小时,我亲自检查过,黄金还在。”郭家惠答得小心翼翼。
“除了你,还有谁能接触木箱?”
“没有,上级规定我负责保管和运输。”
“那么,快交代,黄金是不是你偷的?藏哪里了?”
郭家惠苦笑摇头:“不是我,绝不是我!”
他不久前刚入党,工作一向认真,怎料被怀疑如此大案。
随后,高兴贵也被问讯。作为第一个发现失窃的工人,他同样坚持清白。
他回忆当天巡视时发现墙洞,进入库房即见木箱被打开,黄金已不翼而飞,但他不知道箱内装的是什么,只知道是国家机密。
两人坚称无辜,但只有他们出现在现场,疑云重重。
调查组对全厂工人鞋印逐一比对,结果另外两个脚印属于郭、高两人,剩余脚印成谜。
经过长时间排查,没人承认,也无证据指向他人,案件陷入僵局。
专家深入调查工人背景后,锁定了贾清吉——一名厂内老工人,护厂队成员,曾获“沈阳治安劳模”称号,表面老实可靠。
调查组发现贾曾多次公开抱怨:“这黄金不放在库里,迟早会出事。”
原来,因时间紧迫,厂里仅搭建简易木板仓库存放黄金,安全隐患明显。
贾清吉接受再度审问,仍坚称清白,调查组无证据支持,案件依旧无果。
就这样,19年过去了,部分办案人员甚至长时间住在厂里宿舍,案件却毫无突破。大家都疑惑:那些黄金到底去了哪里?
直到1980年,一位名叫黄淑珍的中年妇女来到银行兑换黄金,案件迎来突破……
1980年4月15日上午9点,黄淑珍走进银行,环顾四周后,小心地问柜台:“同志,最近黄金价格是不是又涨了?”
“是的,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?”工作人员微笑回应。
黄淑珍又扫视一圈排队人群,轻轻打开包裹,露出一块火柴盒大小的金块。
细心的工作人员注意到,这块金子表面有人工切割的痕迹,这种工具普通家庭难以拥有。
工作人员立即告知需经理协助办理,黄淑珍并无防备,跟随引导进入接待室静候。
经理拿到金块,凭经验也觉得非同寻常,立即报了警。
经理回到接待室,笑着对黄淑珍说:“您的黄金足有三斤,按市价约2.3万元,金额不小,不便携带,是否办理储蓄业务?”
黄淑珍听闻数目,脸上露出笑容,觉得合理,便按工作人员指示办理。她甚至假意说亲戚也有黄金,以后会来办理业务。
十几分钟后,经理收到警方布控通知,重新走到黄淑珍面前:“业务已办妥,这是您的储蓄单,银行为保障安全,将派车送您回家。”
黄淑珍毫不犹豫接过储蓄单,满心期待自己即将发大财。
谁知她刚回家,警方尾随而至,开始对住所展开详细调查。
令人震惊的是,黄淑珍丈夫竟是六一五厂生产科科长关庆昌。
警方将此事与19年前黄金失窃案联系起来,推断关庆昌可能就是盗窃黄金的真凶。
全面搜查后,警方在关家衣箱下两个大箱子里找到了全部800两黄金,证实了猜测。
另一队警方迅速进入工厂,关庆昌面对警方无力抵抗,脸上却显露出释然之色。随后,他详述了当年的偷盗经过。
关庆昌为何能逃过当年的怀疑?他是如何下手的呢?
关庆昌早年曾在伪满洲国当过警察,干过不少偷鸡摸狗的勾当。建国后,为谋生计,他凭口才混进六一五厂,逐步升为科长。他隐瞒了过去的经历。
在厂里,他善于结交人脉,乐于助人,赢得了工人们的信任。
但他心中从未满足,一直觊觎发财的机会。
1961年3月18日下午,天色阴沉下起大雨。五点多,他路过仓库,见郭家惠清点100号产品,见箱内黄金,心生歹念。
下班后,其他工人离开,关庆昌留在厂内,带上羊角锤和手套,偷偷来到仓库。
他无钥匙,趁无人之际用锤子撬开墙洞,钻入库房,直奔黄金箱,用经验迅速割断铁丝,偷走全部800两黄金。
那个神秘的第三个脚印正是他的。
为何调查时没发现他鞋印?原来他早已预料警方会查鞋印,特意让妻子给鞋底换了大一码的鞋底,成功逃过排查。
得手后,关庆昌担心风声紧,不敢急于出售黄金,和妻子一起度过了19年煎熬岁月。
1980年,他听闻黄金价格上涨,认为多年过去无人关注此事,决定拿黄金兑换现金。
为防引起怀疑,他利用科长身份,在工人不注意时偷偷带回厂内,用机器切割黄金成小块,黄淑珍兑换的那三斤黄金便是其中之一。
兑换前夜,夫妻俩兴奋不已,幻想发财梦,却不知法网恢恢,终将难逃天网。
关庆昌落网,案情真相大白。因盗窃金额巨大,他被判无期徒刑;黄淑珍因包庇被依法惩处。多年来被冤枉的工人们也获赔偿。
在此,向那些多年坚守岗位、锲而不舍办案的公安人员致以崇高敬意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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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于:天津市